【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智利《公民报》(El Ciudadano)主编哈维尔·皮内达(Javier Pineda)就《五大工程:中拉合作新范式》一书视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郭存海博士,本文为其文字版。】

问题一:拉丁美洲位于大洋彼岸,这一地区对中国有多重要?中拉合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南方合作政策?特别是,您如何回应有关“新殖民主义”的指责?
地理距离并不决定合作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拉美和加勒比不仅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也是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中拉关系已从贸易投资延伸至能源、农业、科技、卫生健康和人文交流。下一阶段的关键,不只是扩大合作规模,更是提升合作质量,使双方获得持久的发展能力。
中拉合作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谋求自主发展的共同诉求。双方国情不同,却同样关切发展空间、产业升级和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我们提出“新发展伙伴关系”,正是希望推动中拉合作从以商品、资本和项目联通为主,逐步走向发展经验互鉴、知识共享、能力共建和社会互信。2025年提出的“五大工程”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整体框架,但其目标不是建立排他性阵营,而是扩大合作选择、增强各方自主性。
对“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不能仅以口号回应。判断一项合作的性质,应看它是否尊重东道国的自主决策,是否创造当地就业和附加值,能否促进技术转移,是否符合环境、劳动及社区权益要求,并接受透明、独立的评估。这些标准应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不能将中国的项目一概贴上“新殖民主义”标签;最有说服力的回应,是以可检验的合作成效增强当地的自主发展能力。
问题二:中拉知识合作是如何开展的?鉴于您指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拉丁美洲可以如何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您会重点介绍两地区之间哪些合作经验?
知识合作是我在书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它并非一般的学术交流,而是包含三个相互衔接的层次:人员、教育和学术交流奠定相互理解的基础;发展经验与治理实践互鉴服务于制度和人才能力建设;科技创新、联合研究和技术转移则推动知识转化为发展成果。经贸合作主要回答“做什么”,知识合作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和“怎样做得更好”。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提供了一套可以照搬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自身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发展实践,其价值在于提供可比较、可借鉴的经验。减贫、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治理值得讨论;同样,中国也应认真学习拉美在社会政策、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再生能源和城市治理中的经验。知识合作应坚持平等、双向,不能变成单方面的“中国经验输出”。
我们已开展一些探索: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推动思想与发展经验互鉴;“中拉大讲堂”联合FLACSO、CLACSO等机构扩大知识交流;“理解拉丁美洲文库”努力从拉美人的视角理解拉美;《我们的田野:拉美青年蹲点记》和《何以为帆》等纪录片借助实地观察与联合叙事传播发展经验。今后还应把人工智能纳入合作,通过联合研发、多语种应用、人才培训和数据治理,推动技术应用与本地能力建设同步发展。
问题三:拉美国家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各自的差异。您认为这一地区有哪些值得强调的共同特征?一些国家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您如何看待智利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智利的哪些特点令您印象深刻?
拉美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发展关切,例如维护主权、缩小贫富差距、摆脱初级产品依赖以及协调增长与公平;但不能因此将其看成同质化整体。巴西具有工业规模和热带农业优势,墨西哥深度嵌入北美制造业链条,阿根廷拥有农业科技与科研积累,秘鲁具有鲜明的矿业发展需求,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则更关注气候风险和互联互通。中拉合作必须尊重这种差异,避免“一刀切”。
智利尤其值得关注。作为面向太平洋的开放型经济体,智利与中国有深厚的经贸联系,但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合作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智利在铜、锂资源治理、清洁能源、天文学和南极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治理与应用。它不仅可以是资源和商品的贸易伙伴,还可以成为绿色矿业、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的知识合作伙伴。智利学术界与公民社会较为活跃,这也提醒我们,成功的合作需要充分吸纳高校、地方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问题四: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时期。美国重新强化了“门罗主义”,并已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同时捍卫“不结盟、不对抗”的原则?
门罗主义话语的回潮,值得警惕的是将拉美重新视为外部大国的势力范围。不过,我更愿意强调“维护战略自主”,而不是把中拉合作定义为对抗某一方的工具。拉美国家有权根据自身利益,与美国、中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同时开展合作;中国同样应尊重其自主选择,而非要求选边站队。
不结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机械地保持等距离,而是自主制定政策;不对抗也不等于没有分歧,而是通过对话、国际法和务实合作处理分歧。维护自主性的有效途径,是使合作伙伴多元化、协议更加透明、地区协调机制更加有力,让投资和项目接受环境、劳工、融资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客观评估。
“五大工程”中的和平工程不仅关乎安全对话,也包括灾害应对、公共卫生、网络安全和打击跨国犯罪等共同挑战。深化这些领域的知识与能力合作,有助于增强中拉关系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真正的战略自主是拥有更多选择,并能坚持自己的发展优先序。
问题五:下一步应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合作?
我认为,未来十年中拉合作的重点,应从“扩大项目”转向“完善机制、共建能力、增进民心”。
首先,要推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发展知识网络”实质性运行,整合已有论坛、高校、智库、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围绕减贫、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与公共治理开展联合研究和示范项目,避免平台多而分散、交流多而转化不足。
其次,让经贸投资与当地产业升级更紧密结合。农业合作应更加重视数字技术、粮食安全和气候适应;矿业与能源合作应从资源和设备交易延伸至绿色制造、智能运营、人才培养和环境治理;卫生合作应强化本地公共卫生与专业技术能力;人工智能合作则应将应用开发与数据保护、多语种资源和本地研发结合起来。
最后,建立跨越政治周期的社会与知识纽带。联合培养、合作研究、共同出版、纪录片联合制作和青年交流,都应让拉美伙伴以平等身份参与知识生产。我的期待是,下一阶段中拉关系不仅表现为更密切的“物联”,更能形成深入、平等、持久的“知联”,共同探索全球南方的自主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