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美电影中的政治电影传统可以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与当时浓郁的左翼政治气候密不可分。当时的拉美年轻电影人视电影为革命的工具,而非在资本市场上具有交易价值的商品。甚至当时的观影模式也是政治的,拉美电影人鼓励人们在观影之后进行现场讨论,并将电影带到没有电影院的偏远地区进行放映,希望通过政治电影来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改造。其中重要的成果就是“第三电影”运动。该运动谴责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好莱坞电影模式仅是为了赚钱的娱乐活动。20世纪70年代,对于许多拉美国家来说是恐怖和暗无天日的年代,政治电影的创作时常受到压制。20世纪80年代,随着拉美大陆独裁政权纷纷倒台,渴望民主的声音愈发强烈,许多拉美电影人再次涉足政治电影。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政治电影依然在拉丁美洲得以延续并发展。然而随着政治气候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些新政治电影的主题也不同于以往,下文将进行详述。
一

近十年来拉美政治电影概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从前突破时代限制、掀起第二次政治电影创作高潮的这一代电影人几乎都已进入不惑之年,他们选择的主题也反映了一种更加成熟和全面的世界观,其中就包括对于拉美政治和社会的见解。电影人们开始质疑20世纪80年代拉美大陆独裁专政结束之后所进行的所谓真正民主变革的局限性,试图对国家的过去或当下滥用权力的状况进行更加细微,且在道德上更加精准的刻画。可以说,拉美电影人的政治良心被再次唤醒。他们的作品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与时代脉搏,因而激起了人们的观影欲望。因此,有一批作品不但在“金球奖”“戛纳”“威尼斯”“多伦多”“圣塞巴斯蒂安”等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而且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阿根廷作为拉美电影大国,在近十年中出品的政治电影数量也较多。帕勃罗·特拉佩罗(Pablo Trapero)导演的阿根廷电影《家族》(Clan)将背景设在了20世纪80年代。该片讲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绑架了邻居以勒索赎金,并得到了该国军警的帮助。该片曾在威尼斯和多伦多举行放映,在上映的前三周就为阿根廷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创造了1300万美元的收入,成为该国历史上票房增长最快的本土电影,欧洲主要地区也购买了该片的版权。阿根廷音乐纪录片《Knacks乐队:把我留在过去吧》(Los Knacks: Déjame en elpasado)则讲述了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独裁统治下、文化艺术受到严重抑制的年代里一支年轻乐队的遭遇,以人物故事折射时代大背景。另一部阿根廷纪录片《前夕无顶点》(Nada culmina en la víspera)正面塑造了一位已故阿根廷左翼工会领袖的形象,反映了当下人们对于正义和良心的向往及对左翼人士的怀念。阿根廷影片《血的记忆》(Memoria de la Sangre)、《幸福,暴力的继续》(La Feliz,continuidades de la violencia)和巴拉圭影片《贾斯汀的课程》(Lectura Según Justino)中都塑造了“二战”后生活在拉美的纳粹分子的形象。这是拉美独有的社会现象,源于部分拉美统治者对于纳粹分子的接纳政策。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拉美部分国家价值观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社会暴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拉美电影人以电影艺术为途径对拉美社会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提供了自身的思考。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智利政治电影可谓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赢家,共有三部作品获得了欧美顶级电影节的奖项或提名,分别是2010年的《死后》(Post Mortem),其导演巴勃罗·拉拉因(Pablo Larraín)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提名;2015年的《我的祖父阿连德》(Allende, mi abuelo Allende)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金眼睛”最佳纪录片奖,以及最佳导演处女作“金摄影机奖”提名;2016年的《聂鲁达》(Neruda)获得了当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三部电影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拉丁美洲人民与独裁统治斗争的历史。《我的祖父阿连德》中的主人公、智利前民选总统阿连德被独裁者迫害而死,《死后》的主人公是生活在后阿连德时代阴影与恐惧中的小人物,《聂鲁达》的主人公、智利国宝级诗人聂鲁达也在阿连德被迫害致死后含恨离去。

此外,还有墨西哥导演杰拉多·托特(Gerardo Tort)的作品《破碎的岁月》(The Broken Years)。该片旨在纪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墨西哥“肮脏战争”中失踪的数百人。制片人奥斯卡·拉米雷斯(OscarRamirez)曾参与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欧洲-拉丁美洲联合制作论坛。电影发生的背景是在一个万事皆腐败的社会,因为该片创作者认为,腐败不仅限于腐败的政治阶层,还包括普通大众。巴拉圭影片《杀死一个死人》(Matar a un muerto)及玻利维亚影片《被遗忘的人》(Olvidados)也反映了在扭曲的社会中,上至将军下至小人物为了生存都曾昧着良心服从于威权。《杀死一个死人》还曾在拉美多国上映。

综上可见,政治依然是近十年来拉美电影的主题之一.当代拉美电影人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那段疯狂与反人类的岁月远没有释怀。不过,伴随着时间流逝与拉美一代电影人的集体成长,其作品的基调也逐渐由激进转为平和、深沉与克制。同时,拉美人浪漫的民族特质也得以在作品中延续,但在田园诗画与欢愉的表面下,隐藏不住的是一丝苦涩。近十年来,拉美政治电影对“二战”后当代史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反思右翼军政府独裁下的暴力与恐怖、追忆左翼人士生平与反思“二战”后收容纳粹分子给拉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这几方面。
二

反映独裁统治对个体身心之摧残
军人独裁现象在拉美国家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中挣脱出来之时。民族独立运动使拉美国家获得解放,却进入另一个怪圈,即每隔若干年军人独裁就会卷土重来,似乎只有靠高压手段才能维护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中。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从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大国到海地等中美洲小国,整个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反独裁影片创作的高潮。然而,这次创作高潮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却在除乌拉圭之外的主要大国普遍销声匿迹。其原因是,随着一些国家独裁政权再次粉墨登场,此类影片创作者的人身安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股反独裁影片的创作热潮再次从智利掀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阿根廷、巴西等主要大国以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小国,形成了持续十年的拉美反独裁影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普遍掀起了民主化改革。然而,时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拉美主要大国对于创作反独裁题材的影片依然热情不减。
尽管都在反思独裁历史,各个国家所选择的路径却不尽相同。首先,有的选择直接反映那个正义缺失、草菅人命的年代。自哥伦布踏上拉美大地后,丰富的资源似乎就成为这片土地的咒诅而非祝福。它们好像血管一般贯穿整个拉美大陆,却流向欧美国家的宝库。曾经的殖民主义野蛮掠夺这片土地;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合资企业、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体制同样以不文明的手段参与古老的掠夺战。“二战”后如日中天的美国始终不愿意放弃拉美这块肥肉,左翼人士因为不代表美国及本土上层的利益而常常遭到迫害。拉美独裁者往往沦为美国的帮凶,外国资本和本土独裁者共同造就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体记忆始终存留在一代电影人心中。玻利维亚影片《被遗忘的人》就表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项名为“飞鹰行动”的计划,即1975年美国在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等广大拉美国家发起的、通过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实施政治压迫与国家恐怖的行动。巴拉圭影片《杀死一个死人》将背景设置在1978年的巴拉圭,当时仍处于斯特罗斯纳独裁统治时期。他时常秘密拘捕、折磨或杀害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影片的两位主人公就负责掩埋被秘密杀害之人的尸体。然而,一天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却意外发现其中一具“尸体”竟然还有呼吸,于是两人决定终结他的生命,但他们从未杀过任何人,良心的拷问随之而来。

其次,有的影片采取间接的方式,通过描写独裁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来反映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人们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内伤。这种影响不一定如“飞鹰行动”般成为外化的流血牺牲,但这段集体记忆却是每个走过那段岁月的拉美人内心深处的隐痛。智利影片《死后》透过一个爱情故事,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智利左翼阿连德政府在大选获胜后,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将阿连德政府推翻的历史背景。55岁的马里奥(Mario)在智利的一个太平间从事尸检报告打字工作。他深爱着自己的邻居、夜总会舞女南希(Nancy)。在1973年智利政变中,南希神秘失踪。军队突然袭击了南希家的房子之后,马里奥听说南希的兄弟和父亲均被捕,他们都是著名的智利共产党员和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支持者。马里奥对失去南希这位幻想中的情人感到难过与失控,于是开始疯狂地寻找南希。阿根廷音乐纪录片《Knacks乐队:把我留在过去吧》则表现了196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Knacks乐队。该乐队原本在阿根廷音乐界稳坐第一把交椅,乐队中的小伙子们是阿根廷音乐界节拍车库类型的开拓者。但在他们录制了第一张黑胶唱片正准备发行之时,时任军人总统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Onganía)开始了独裁统治,禁止本国艺术家使用英语唱歌。专辑随即留在唱片公司的档案中,年轻的乐队成员在失望中决定分道扬镳。无论是《死后》的主人公马里奥还是Knacks乐队中的小伙子们,尽管他们本人没有经历生死杀戮,但都在精神浩劫的年代里失去了部分梦想,无论是追求爱情亦或是艺术理想的权利。

再次,此类影片所选取的叙事视角也各具特色。上述玻利维亚影片《被遗忘的人》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何塞·门蒂埃塔(José Mendieta)的退休将军。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黑鹰行动”计划的参与人及执行者,也是本国独裁统治的化身,是众多反独裁影片中唯一一部直接采用具有影响力的反面人物视角来进行叙事的。他不但亲眼见到许多无辜的人消失,自己也曾参与用电棍拷问一位革命者的行动,因为这位革命者高喊“图帕克万岁”。图帕克(Tupac)是当时秘鲁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其在当时的美国及其所支持的右翼独裁军政府眼中是需要被斩草除根的。门蒂埃塔晚年患上心脏病后希望通过写作来赎罪,他将这段隐藏的黑暗历史记录下来并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试图寻求良心的安宁。《Knacks乐队:把我留在过去吧》中的主人公是曾经的风云人物、时代明星,然而在黑暗年代里,他们的锋芒逐渐被掩盖,转而成为普通人。因此,他们的挣扎在于如何恢复昔日的荣光。《死后》的主人公马里奥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却是独裁者杀戮的见证人。虽然他看似有些无动于衷,不引人注目,但影片却在一片漆黑的结尾中以戏谑的方式展现了他异化与自利的真实状态。《杀死一个死人》中的两位主人公也出于自保而成为了独裁者的帮凶,选择结束一具还有呼吸的人的生命。这些影片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社会悲剧的偶然性与莫名性,以及人作为历史人质的本质。
最后,此类影片的基调大多是冷峻而悲悯的,但拉美人热情浪漫的天性决定了其看待悲剧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死后》是一部慢节奏的电影,却将公与私之间的紧张关系拉到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暴力场面中突然插入黑色幽默的瞬间,既巧妙又令人信服,同时又将观众的焦虑情绪推向高峰。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迫害是智利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时刻,将主人公马里奥的工作背景设置在一家综合医院的验尸实验室和太平间中,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表明,那样一个时代对暴力死亡的熟悉几乎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安静的镜头、模糊的灰色色调和方形的静态设置逐渐揭示了影片的深层内涵,即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影片虽融入了戏谑元素,却沉重地提醒着人类最黑暗的历史是如何重演的。《Knacks乐队:把我留在过去吧》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历史和当下现实中往来穿越。影片后半段中,时间从1967年穿越至2011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本国摇滚史中没有关于Knacks乐队的记录,存留的专辑也被盗走,然而乐队成员再次相聚,虽垂垂老矣,却坚信他们将最终获得应有的认可。然而时代变了,音乐产业也和从前大不一样。无论如何,他们将走过漫长而曲折的八年之路,以恢复失去的荣耀、希望和梦想。该片一方面反映了右翼独裁政府对精神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粗暴干涉,另一方面又用相对温情和调侃的口吻给人以希望。

总之,反独裁类拉美政治电影无论是直接展现人的血肉之躯所受到的伤害还是间接折射一代拉美人内心中的隐痛,无论是选择平民还是上层人物的视角,无论是用拉美人特有的戏谑亦或是对独裁政治的冷峻刻画,其所指向的历史及其在个体生命中所留下的印记都是扭曲的。
三

正面展现著名已故左翼人士私人空间
事实上,同情左翼人士与反思右翼军政府独裁下的恐怖与暴力这两种题材往往不可分割,因为20世纪40—70年代,在拉美很多国家里,右翼独裁军政府迫害的对象都是受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左翼人士。然而,此类影片与前述反独裁影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所追忆的左翼人士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是此类拉美政治电影的最重要特征。比如《我的祖父阿连德》的主人公萨尔瓦多·阿连德就是智利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总统,1973年9月11日,右翼军事政变夺取了阿连德总统的性命及新兴政权。阿连德总统的家人流亡,随后智利实行了长达17年的专制独裁。智利剧情片《聂鲁达》的主人公、左翼诗人聂鲁达因于1971年在瑞典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他一生中也曾三次到访中国而被国人所熟悉。1928年他作为智利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就首次来到中国并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中,他还与茅盾、丁玲、艾青等中国左翼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交流,是一位得到东西方共同认可的伟大诗人。阿根廷纪录片《前夕无顶点》则纪录了阿根廷一位已故左翼工会领袖、政治家米格尔·加泽拉(Miguel Gazzera)的生平。米格尔·加泽拉曾经为阿根廷名震世界的胡安·贝隆(Juan Perón)总统顺利回归阿根廷而努力奋斗。当今各国的年轻一代往往是通过电影以及音乐剧《贝隆夫人》和其著名选段《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了解这段历史。贝隆总统和夫人艾薇塔可以说都是主张“平等主义”并积极为穷人代言的左翼总统。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情形相似,阿根廷左翼民选政府也因为不掌握军权而常常被推翻。贝隆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也未能幸免,此后流亡乌拉圭、西班牙等地。《前夕无顶点》的主人公米格尔·加泽拉作为贝隆的坚定支持者,曾经为贝隆回归阿根廷付出了巨大努力,因此其本人也是阿根廷颇具影响力的左翼人士。

其次,两部纪录片《我的祖父阿连德》与《前夕无顶点》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却采用了极为相似的叙事路径。两部影片均是由两位著名左翼人士的孙女一辈来讲述祖父的故事,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女性视角,即试图还原祖父一辈作为公众人物所缺失的家庭生活部分,希望勾勒出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
《我的祖父阿连德》由阿连德总统的孙女玛西亚·丹布提·阿连德(Marcia Tambutti Allende)执导。2015年,她终于开始打破沉寂,希望真实展示这位遭遇迫害的民选总统不为人知的一面。玛西亚出生于1971年,阿连德总统去世时她年仅两岁。在随家人在海外流亡三十多年后,她决定回到智利寻找祖父Chicho(阿连德家人对他的昵称)的遗迹,希望抛下阿连德总统的标志性形象,代之以他和家人在私人空间中的形象与记忆。影片使用了大量黑白影像,包括阿连德总统与夫人结婚的场景。玛西亚也有幸采访了她奶奶,即阿连德总统的遗孀。然而,玛西亚发现,即便是阿连德总统的家人,对于这段历史也抱有许多不可言说的感情。在玛西亚的追寻中,她感到了家人的不情愿和不适,同时也开始渐渐了解他们四十多年来复杂的心路历程。这部影片与《死后》一样,同样反映了智利社会中公与私的矛盾,也引发了玛西亚的进一步求索。作为一位年轻导演,她以谦逊的方式呈现了一位传奇人物的亲密家庭关系。在《前夕无顶点》中,主人公米格尔·加泽拉去世后,其外孙女弗洛伦西亚(Florencia)发现,很多外人对外公的了解都比自己多。年轻一代并不了解阿根廷的工会生活,但弗洛伦西亚通过童年时的想像、所见所闻以及家人、工会会员、记者和政客的证词,成功地重塑了祖父的身影。她的外祖父作为贝隆总统的坚定支持者,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流亡海外的总统回归祖国的工作当中,以至于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处于缺位状态。弗洛伦西亚在记忆和文件之间追寻,有越来越多地冲动推动着她去探究祖父是谁、自己是谁。

弗洛伦西亚和玛西亚两位孙女均在幼年时期失去了自己的祖父,然而成年后她们心中都燃起了追忆祖父生平的愿望,这说明整个拉美社会对她们祖父的集体记忆依然存在,这种历史记忆也不断唤起她们作为个体的使命感,还原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下的拉美政治生态与社会处境。
《聂鲁达》虽然不是纪录片,却与上述纪录片《我的祖父阿连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部智利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名扬世界的左翼人士,且聂鲁达在阿连德去世后不久也含恨离去。二人的生命均在20世纪70年代画上了句号。《聂鲁达》由《死后》的导演巴勃罗·拉拉因执导,邀请了墨西哥著名演员、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得主盖尔·加西亚·贝纳尔(Gael García Bernal)在片中出演配角。影片绝妙再现了1948年聂鲁达逃离本国法西斯独裁政府的经历。导演游刃有余地运用历史事件、电影修辞和惯例,为聂鲁达制造了“警察”这一对立面。剧中聂鲁达面临的困难即为警察的追捕。影片对观众提出了较高的智力挑战。剧中两个主人公都试图通过对对方的幻想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模糊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观众需要开动脑筋去辨析。这部作品的革命性之处还在于塑造了一个反传统的形象,即一个在妓院里的异装癖歌手,为这部表现左翼人士生平的传记片增添了不少生趣。
总之,追忆左翼人士生平类拉美政治电影多以具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人物作为主人公。两部纪录片均采取了较为私人化及女性化的视角,试图去塑造既有公众形象又有家庭生活、有血有肉的左翼人士形象。由于同处一个时代,这些左翼人士之间还时常具有各种联系,他们的生平共同印证了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拉美电影人希望通过追忆他们的生平来唤起当下人的良知。
四

反思收容纳粹政策对拉美社会之深远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丁美洲国家并非主要战场及主要参与方,智利、乌拉圭等国在战争最后几周才最终加入同盟国,而在加入前基本都处于观望状态。阿根廷、巴拉圭等国还常常对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抱有同情,并在“二战”后收容了不少纳粹分子。因此,德国元素或纳粹元素也常常出现在这些国家的电影中。尽管这些影片都拍摄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但由于片中所涉及的纳粹分子所处的国家、年代之不同,他们的境遇也存在一定差别。其中,阿根廷影片《血的记忆》和巴拉圭影片《贾斯汀的课程》中的纳粹分子,都生活在“二战”刚刚平息后的20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在片中的生活也是相对平静的,因为当时部分拉美国家统治者对纳粹分子采取了庇护态度,使得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栖身之地。19世纪末,德国移民沿着巴拉圭著名的帕卡莱(Ypacarai)湖修建了小镇圣·贝尔纳蒂诺(San Bernardino),影片《贾斯汀的课程》中表现的纳粹分子在二战之后就逃到这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血的记忆》则追踪了一位纳粹难民雅克·德·马休(Jacques de Mahieu)的踪迹。他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一样,在“贝隆主义”的保护下于20世纪50年代侨居在阿根廷。他们在战后阿根廷的处境并不算太糟糕,甚至还可以自由从事科研活动。尽管贝隆总统主张平等并为穷人代言,但他本人在流亡欧洲时曾受到纳粹分子的庇护,因此在纳粹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争议的总统。

影片《贾斯汀的课程》虽然不是一部阿根廷影片,但也侧面表现出贝隆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巨大影响,及贝隆主义失败前后,纳粹分子在巴拉圭的生活由平静到失去庇护并最终成为巴拉圭国内红党与自由党之间党派纷争的牺牲品的变化过程。影片以主人公、少年邮递员贾斯汀的视角内敛地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战败后流亡巴拉圭的德国女子与纳粹分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贾斯汀的德语老师、美丽的乌拉小姐和纳粹分子乔什都居住在小镇圣·贝尔纳蒂诺上,他们虽不见面,但却都心系德国并承受着战败后心灵的苦痛。最终二人在对德国著名诗人席勒作品的理解中找到了精神共鸣。贾斯汀替他们传递书信,信是二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和寄托,然而就当二人按照约定见面之时,纳粹分子乔什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结。小镇上发生了一起因党争而引发的谋杀案,人们纷纷认定乔什为凶手,乔什知道自己难逃一劫,于是不顾一切地奔向自己的爱人,在和乌拉小姐拥抱之时他已经身中数枪。影片通过小镇上居民对时政的议论,展示了贝隆主义在拉丁美洲无处不在的身影,并将纳粹分子乔什塑造成了一位惊恐的、看似强悍却内心温柔的硬汉,暗含着对纳粹分子命运的同情。《血的记忆》的主人公雅克·德·马休是一位纳粹知识分子、科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他痴迷于证明美洲文明起源于雅利安人,是维京人的后裔,比西班牙人早几个世纪已经到达美洲大陆。他的研究与深奥的纳粹主义、雅利安人的创造神话、古老的隐秘社会、文明灭亡的传说甚至亚特兰蒂斯的奥秘紧密相连。纳粹分子多为“雅利安主义”的信徒。他们将金发碧眼的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视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然而,事实上雅利安人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的后裔,与德国人或美洲人并无直接关系。从这两部纪录片中可以看出纳粹分子在50年代拉美社会的处境并不算太恶劣。然而这一切都是山雨欲来前的表象。在拉美,贝隆总统并非是唯一持有对纳粹纵容立场的领导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后来拉美社会中延绵不绝的极右翼声音。
在2019年的阿根廷独立电影《幸福,暴力的继续》中,20世纪50年代的平静不见踪影,时间推移至充满暴力与血腥的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马德普拉塔曾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城市,也是阿根廷的夏季度假中心。但在快乐的表面下,政治暴力的历史正在上演。1971年,阿根廷国立中央大学的员工在校园学生活动中心集会上杀死了一名建筑专业学生。此事件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的政治暴力不断增长,直到1975年迎来大爆发,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血腥的谋杀案。多年之后,直到2017年,有8名曾实施仇恨袭击、或被认定为纳粹同情者或民族主义武装分子的刑拘人员,正在等待法院判决。他们应为阿根廷社会45年的政治暴力而负责。这部充满暴力画面的剧情片对同情纳粹分子的后果进行了强烈批判,因其成为了引发社会政治暴力及催生新纳粹主义的导火索之一。

因此,从近十年来这类反思“二战”后收容纳粹分子给拉美社会所带来影响的政治片中,可以观察出这一政策在拉美社会中逐渐发酵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他们可以或公开生活或隐居,但他们的身份终会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中并激起千层浪,演化到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拉美政治电影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暴力,拉美电影人以细腻且犀利的视角展现了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

总结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至今,拉美政治电影已走过了半个世纪。近十年来,拉美电影人以一种更加成熟和全面的世界观,及冷静又不失拉美浪漫特质的风格,来表达他们对拉美政治和社会的见解。其中,阿根廷政治电影以多产而著称,智利政治电影获得的重量级国际大奖最多,其它国家的电影人也依据本国国情集中创作了一批立足于历史,却映射当下拉美政治的优秀作品。拉美各国政治电影的主题集中在反思右翼军政府独裁下的暴力与恐怖、追忆左翼人士生平及反思收容纳粹政策三个方面,对各国过去的独裁政权或当下政府滥用权力的现状进行了精准刻画。同时,出于政治良心,他们试图唤醒人们对左翼人士的美好记忆,并以现实为基础反思了“二战”后接纳纳粹分子给不同时期拉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作品的内容全景式地展示了当代拉美人对尚未远去的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原题“集体记忆与反思:近十年来拉美政治电影综述”,刊载于《当代电影》2020年第12期,注释和摘要略。作者:王珊,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硕博先后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及中央党校文史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学者,国家公派巴基斯坦国家艺术委员会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