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埃斯库德过世看拉美外围现实主义
2021年1月1日阿根廷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享年72岁。埃斯库德一生著述30余部,数百篇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他最著名的学术贡献是“外围现实主义”(realismo periférico 亦译外围现实主义),该理论也是极少数由拉美地区学者提出的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埃斯库德1948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曾就读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获得富布赖特(Fulbright Fellowship)、拉美社会科学院(FLACSO)及古根海姆(Guggenheim Fellowship)等3个奖学金,并曾任阿根廷外交部顾问、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及贝尔格拉诺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埃斯库德曾在耶鲁、哈佛、牛津、佛罗伦萨等美、欧著名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美国和衰落的阿根廷(1942-1949)》(Gran Bretaña, Estados Unidos y la Declinación Argentina, 1942-1949)、《阿根廷--国际的弃儿?》(La Argentina, ¿Paria Internacional?)、《阿根廷与大国:挑战的代价》(La Argentina vs.las Grandes Potencias: el Precio del Desafío)及《民族主义病理学:阿根廷实例》(Patología del Nacionalismo: el Caso Argentino)等。
基于三点原因,埃斯库德于1992年出版的《外围现实主义》可算是具有强烈时代性的理论产物。其一由于八、九十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显示阿根廷为其长期奉行的权力导向和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政策,付出了高昂代价,其次是他亲历马岛战败的羞辱,其三则是冷战结束。
依据阿根廷的反面案例,埃斯库德提出以下三个假设。首先,反对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24-2013)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社会的假设,提出国际体系是一种不完善的等级制状态,即大国之间是无政府的,但大国和弱国之间是等级制的。
其次,埃斯库德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他提出弱国的国际关系应以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为导向。最后,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和增加公民福祉,外围国家应该接受与大国关系中的等级制,务实理性地看待他们缺乏绝对自主性这一事实,而不应该以自由的绝对程度来衡量自主性。
他在书中批判以国家为中心、以权力为目标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以国民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新国际关系理论,指出阿根廷与美国长期对抗是战略错误的思想。
由于他在90年代曾担任外交部顾问,外围现实主义对当时阿根廷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合理解释梅内姆(Carlos Menem)执政10年间(1989-1999)的外交政策。梅南时期的外交部长迪特拉(Guido di Tella),曾提出与美国建立“肉体关系”(relaciones carnales)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埃斯库德“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最直接影响的结果。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国际政治系主任Luis L. Schenoni认为:“外围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因此,它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原则。例如,每一项外交政策都将导致公民福利下降的命题,就像任何实证主义理论一样,是可以通过经验检验的原则。外围现实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例如,外围现实主义可能会预测,一个变得专制或者不那么以公民为中心的国家,将会比一个民主国家追求更多不计后果的国际冒险。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验证和进一步发展的假设。“外围现实主义”也可以像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那样,被嵌入大国互动的一般现实主义理论中,因此被视为一个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其所涉及的两组对应名词简要说明如下。
外围 vs. 中心
依附论借用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aúlPrebisch)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作为核心框架,从经济和贸易领域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延展。
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依附论内部可以分成三个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称脱钩派)、结构主义流派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内部的批判流派。
现实 vs. 自由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 H. Carr)于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巴黎和会为开端、德国入侵波兰为结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
他认为1919-1939这20年间国际关系危机的深层含义,是以“利益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概念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体系的崩溃。卡尔强调人类应该正视国际关系的现实,并提出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而道义和民主则要依赖权力才能起作用。这本经典论著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理论战,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0年英国肯特大学教授菲力普·康利夫(Philip Cunliffe)出版了《新二十年危机(1999-2019):国际关系批判》(The New Twenty Years' Crisis: 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9-2019),他认为最近二十年间国际关系危机在于理想主义充满了“市场无限扩张”(infinitelyexpanding market)的幻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贝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该书势将引发另一场有用的论战(useful debate)。
“外围现实主义”在冷战结束后面对的国际局势分析如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学家图泽(Adam Tooze)曾将2010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视为2008年的延续,而2007-2012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13-2017年间转化成对后冷战秩序的全面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除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宫外,欧洲多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崛起。
图泽认为以“新冷战”看待当前美中关系的错误在于“以为冷战在1989年结束了而过早宣告西方的胜利,中国的观点则是历史没有终点,而是持续的(continuity),因此需要不断进行再诠释(reinterpretation)”。
《外围现实主义》得以异军突起的主因之一是冷战的终结引发了拉美对国关理论的再诠释。随着中国的崛起,埃斯库德开始关注东方世界,并于2012年出版了《外围现实主义原理:一种阿根廷理论及其面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性》(Principios de Realismo Periférico:Una teoría argentina y su vigencia ante el ascenso de China)。
近年来由于阿根廷和中国关系日益紧密,“外围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的“肉体关系”理论再度引发讨论。2020年阿根廷一些媒体和学界发出对阿中“新肉体关系”(ArgenChina, las nuevas relaciones carnales)或“肉体关系2.0”(relaciones carnales 2.0)的警示。由此可见“外围现实主义”在阿根廷政学界造成的深刻影响。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2021年5月在复旦大学“重新思考比较政治学”学术研讨会暨《比较政治学》新书发布仪式上曾鼓励在座的年轻老师与研究生:“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你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巨大的潜力可以突破与超越当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窠臼。希望你们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为当前高度美国化的比较政治学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世界观,受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存在各种缺失、偏颇,与盲点,也留下巨大的知识与思想真空有待填补。”
深入理解埃斯库德植基于阿根廷经验的“外围现实主义”,或许可发现重新观察这个世界的不同视角。
【作者:向骏,台湾私立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