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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奥斯皮纳(William Ospina, 1954-),哥伦比亚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上世纪曾因本国武装冲突旅居法国,现居哥伦比亚。代表作有南美征服史三部曲《乌苏阿》(Ursúa)、《肉桂王国》(El país de la canela)、《无眼蛇》(La serpiente sin ojos),其中《肉桂王国》获2009年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奥斯皮纳于2003年获古巴美洲之家年度散文奖,著名社论散文包括《为时已晚》(Es tarde para el hombre)、《迷失的黄色旗帜》(¿Dónde está la franja amarilla?)、《混血美洲》(América mestiza)。

在拉丁美洲,政治总是与艺术人文交织在一起,频繁地出现在文学文本和艺术创作中。尤其是在武装冲突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哥伦比亚,暴力模糊了道德的界限、塑造了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记忆。因此,不少哥伦比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暴力与死亡写进散文、小说、编年史(crónicas)、报刊文章中——文学创作成为了知识分子们控诉现实残酷性的阵地。其中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文论作家、诗人威廉·奥斯皮纳在散文社论领域的成果尤为突出。1997年,奥斯皮纳发表散文《迷失的黄色旗帜》,对哥伦比亚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寻找将他的祖国变成战场的政治动荡和两极分化的原因。在散文结尾,奥斯皮纳发出痛苦的呐喊,为祖国呼唤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梦想中的国家,是每当谈及发展,就想到的属于所有人的发展的国家;是每当有人和盖坦一样谈起国民工业时,能够明白企业家、工人、消费者同样重要的国家……我梦想中的国家,是不再有人风餐露宿的国家。我梦想中的国家,是尽管仍未摆脱不平等,但能够保障每个人权益;我梦想中的国家,是在夜晚不需要胆经受怕的国家;我梦想中的国家,是汽车能够在荒原高速公路上安心疾驰的国家;我梦想中的国家,是能够建立友谊、告别憎恨的国家……而这一切,都依靠我们热情真诚地携手共建。”
在拉丁美洲,文学是暴力造成的失落和混乱闹剧的主角,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深切关注暴力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文学能够塑造与现实相对的乌托邦。巴尔加斯·略萨将文学描述为一场永久性的叛乱,因为它已成为反映现实状态的一面镜子,不同的生活通过文本被想象成与真实国家的苦难完全相反的对立面。这些年来这类文学作品的激增引发了一种集体现象。自冷战席卷拉丁美洲以来,左右翼思想在各领域的博弈不断——从独裁统治、军事干预到社会经济政策无一例外。但是,在同质化的全球力量面前,艺术人文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成为了应对历史创伤、希望、失落和冲突的有效策略。
以哥伦比亚为例,两党冲突和往后的武装冲突已经深入社会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形式和流派(证词testimonios、散文、新闻报道、编年史和电影等)被用于叙述暴力。这种文学创作趋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些哥伦比亚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哀歌”。在这里,我提议将文学评论家霍约斯提出的哥伦比亚“哀悼诗人/poetas dolientes”这一类别扩展为“哀悼作家/escritores dolientes”。所谓“哀悼诗人”,包括直接受到暴力影响的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提及受害者、尸体、损失和死亡,并谈起亲人和希望。根据霍约斯对“哀悼诗人”的定义,本文认为在《迷失的黄色旗帜》中,奥斯皮纳的写作风格囊括了个人和集体的回忆与哀悼,因此奥斯皮纳这篇散文背后的角色能够被归类为一名哀悼作家。此外,“哀悼作家“这一类别将奥斯皮纳行文中充满悲伤的写作风格形象化,将一种真实的、焦虑的社会情绪具像化。在这里,笔者将这种写作风格暂且称为“哀歌(melodrama)”。上个世纪的多种艺术创造赋予了“哀歌”多种多样的、跨文化的形式与定义。“哀歌”这个术语已被应用于相当广泛的不同艺术形式,例如音乐、戏剧、电影、文学和其他流行文化领域,甚至包括肥皂剧和真人秀。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哀歌” 是一种体裁;也有人认为,“哀歌”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方式。由此看来,给予“哀歌”单一的定义并不容易。因此,对于哥伦比亚文学来说,笔者建议将“哀歌”视为一种叙事模式而不是类型本身。换而言之,在哥伦比亚,“哀歌”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模式——它挪用了哥伦比亚暴力现实带来的社会问题、痛苦和不公正,将它们戏剧化。正如古巴著名作家卡彭铁尔所说:“我们不寻求哀歌,拉丁美洲的日常充满了悲惨的哀歌。”在哥伦比亚,萨拉查这样描述本国现实:“这里没有抱怨或解释:死亡就这样发生了,这就是结局,一切都是腐败且自然的,人们找不到罪人,也看不到出路。” 由此可见,像奥斯皮纳这样在小说和散文中探索这些当代社会和政治主题,赋予了“哀歌” 社会直接性。
在《迷失的黄色旗帜》中,奥斯皮纳愤慨地批判了本国内部霸权,为两党联盟造成的无望的暴力局面哭泣。这种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哀歌,成功地戏剧化哥伦比亚的现实,赋予文本一种哀歌特有的情感力量。在结尾,奥斯皮纳利用重复的“我梦想/Yo sueño”来喊出他对哥伦比亚的美好未来的畅想。事实上,他是在为一个代表集体的“我”说话。从1958年到今天,超过二十万哥伦比亚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超过五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这个国家有超过两万七千人被绑架;超过两千人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在家人未获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突然失踪。在这篇散文中,奥斯皮纳用“我”的口吻代表了来自哥伦比亚的所有暴力受害者。他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我”的角度说话,传达了整个哥伦比亚的痛苦和希望。
[作者:费颖婕,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拉美研究硕士、西班牙语文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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