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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沙》译者序

发布日期 2021-11-24来源 中拉智讯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nez,1867—1928)是十九世纪蜚声世界文坛的西班牙作家,也是西班牙著名的“九八年代”代表作家。

在大学时期,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就开始出席联邦共和党组织的会议,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积极为政治报刊撰稿,并参加各种民众集会发表演说,反对当时的君主专制,很快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他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对人民负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成为当时左翼共和党的领袖之一。正是凭着丰富曲折的经历,为理想奋斗的顽强精神,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生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共创作了四十多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作主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伊巴涅斯的作品不仅在西班牙国内深受读者欢迎,大量地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而且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甚至有俄文版和日文版的《伊巴涅斯全集》问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就有了他的《启示录的四骑士》《茅屋》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的中文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股新翻译浪潮的兴起,他的《五月花》《不速之客》《酒坊》《芦苇和泥塘》《大教堂》《游民》等一大批作品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并且有不少一版再版。这些作品无一不让广大中国读者享受到西班牙文学的盛宴和乐趣,同时也为我们的创作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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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和另一位多产的杰出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被称为19世纪西班牙最富有激情的作家,他们把一生的爱全部献给了小说创作事业。那么,伊巴涅斯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创作呢?1918年,他在给西班牙牧师作家塞哈多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既然您要求谈谈小说,那咱们就谈谈吧。我认可“小说是通过一种艺术才能对现实的观察”这一著名定义。我也跟司汤达一样,认为“一部小说是照出漫漫长途的镜子”。但是,当然了,创作的艺术才能要加工现实,镜子也不可把那些粗糙具体的现实原样照搬地映现出来,而是要赋予现实一种蓝色的、轻快而流畅的形象,仿佛是在巴伦西亚的大海深处游泳。小说家要按照自己的艺术才能去再现现实,选择现实中的精粹,不屑于那些无意义的平庸单调的东西。画家也是如此,哪怕贝拉斯科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画家,他的作品比任何画家都更贴近生活,画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但是,如果这些人物是用照相机直接拍摄出来,他们会更像本人,“但却已不那么栩栩如生了”。在作品和现实中间产生的那种现实,有一种发光的棱镜,它让事物变形,凝聚起它们的本质、精华和灵魂,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就是作家的艺术才华所在。在我来看,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才华、他的人格、他的特殊的行为举止及其独特的对生活的观察。这是一个小说家真正的创作风格,尽管实际写起来会有些疏忽纰漏……

这段话无论是从文学的社会意义,还是艺术特质,都清楚地诠释了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创作观: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

至此,我要来谈《血与沙》了。不消说这是作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只有三个字:血与沙。“血”,斗牛与血的关系太紧密了,在西班牙这项被称为“国家娱乐”的活动中,斗牛士在流血,不管是徒步斗牛士、马上扎枪手、剑刺手,或屠牛手,没有一个不会流血;一头头公牛在流血,而且流血后是死亡;扎抢手的马在流血,同样流血后是死亡;而更悲痛的是斗牛士的家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她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流血。“沙”,则是斗牛场上斗牛士和公牛生死搏斗的沙地。那片黄沙在斗牛开始之前是松软而洁净,甚至熠熠闪光的,但当经过一场“人与兽”的殊死搏斗,一头头公牛被短剑刺死,或斗牛士不幸惨死在公牛的大角和四蹄之下被脚朝前抬出斗牛场之后,那儿不仅到处是一摊摊的血迹,还有人和公牛、马匹的五脏六腑,以及后者的排泄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在这搏斗的整个过程中,如果是在马德里的大斗牛场,看台上的一万四千名观众始终处于兴奋难抑的状态,他们欢呼,鼓掌,往斗牛场扔酒瓶、柑橘、坐垫、杂物,甚至要越过护栏冲进斗牛场去,那是一个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的疯狂世界。

在《血与沙》中,作家把这些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在翻译这些场景时不忍卒读,甚至难以继续下去。好在,伊巴涅斯的难能可贵之处是把整个斗牛行业像一幅幅图画似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专业的公牛养殖场,从幼牛养到成牛后怎样成群地从养殖场引领到斗牛场(一个震撼人心的宏伟场面);牧场中斗小公牛的娱乐场景;斗牛士在斗牛的那个下午出发前在饭店的准备过程及复杂的心情,尤其是那种能多拖一分钟就拖一分钟的恐惧心理;斗牛士的家庭生活……我敢说,即使那些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亲临现场看过斗牛的人,也还是对斗牛不甚了了。而《血与沙》恰恰是一部让读者真正了解西班牙斗牛这一既古老又现代、既是一种娱乐又是一种文化的独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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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沙》描写了一个斗牛士的一生。加利亚多是一个醉鬼鞋匠的儿子,母亲安古斯蒂亚斯(痛苦烦恼之意)太太靠当仆人赚些零钱补贴家用。这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孩子的父亲早逝,为了生计,母亲给儿子找了一个最好的鞋匠让他去当学徒,但他生性顽固不化,一心要做斗牛士,对斗牛到了痴迷的地步,即使在母亲的毒打下也绝不服从。最后他历经种种艰难和冒死拼搏,终于成了一个驰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斗牛士,每个斗牛季合同都雪片似的向他飞来,财源滚滚,他置办了房产和庄园,进入上层社会,侯爵的侄女都甘愿做他的情人。斗牛场对他而言是一个喝彩和掌声的海洋,社会各阶层的人无不对他仰视,他也慷慨地对穷人施舍,似乎是他们的救世主。他的代理人甚至骄傲地称他为“天下第一斗牛士”或“天下斗牛第一人”。但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对他也不例外,这种风光无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突然有一天下午他斗牛失败了,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斗牛场上的“天下第一斗牛士”变成了不敢正视公牛的胆小鬼,喝彩和掌声变成了嘲笑和嘘声,贵妇人情人也无情地抛弃了他,经济上已欠债,精神萎靡不振,终于在一次重伤恢复之后力图重振雄风时凄凄惨惨地一命呜呼。

《血与沙》围绕斗牛这一主题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西班牙的宗教礼仪。除了那些常规的教堂祈祷活动外,尤其完整而细腻地描写了复活节圣周宗教大游行。这种各派教友会虔诚的信徒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抬着圣母和耶稣雕像,走遍全城的大街小巷,从深夜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曙光初露的大游行,名义上是西班牙每年举办的一桩隆重的宗教盛事,而在伊巴涅斯的笔下却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荒唐、愚昧、仇视的闹剧。读读这一游行,对我们中国读者了解西班牙的宗教是有益的。在这里伊巴涅斯对宗教极尽讽刺嘲弄,语言之犀利可谓登峰造极,自然也不乏幽默。而在另一个章节里,他通过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叫“国民”的斗牛士之口,更是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对宗教的看法,明确地将其归结为“迷信,落后”,无情地批驳道:“圣经?……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六天创造尘世?……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亚当夏娃的故事?……同样是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所有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和迷信。”“我的名字就叫塞瓦斯蒂安·贝内加斯,就是这样;而你的名字叫胡安尼略·加利亚多;您哪,叫堂何塞,也有自己的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除了亲属们是同姓,别人的姓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那么,假定亚当姓佩雷斯,我们大家也都应该姓佩雷斯呀!明白了吗?……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因此,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那就应该有许许多多的亚当,牧师们所说的什么大家都是……胡说八道!迷信,落后!我们没有文化,所以牧师欺侮我们……我觉得我把话说清楚了。”在这里,显然伊巴涅斯是借批判宗教批判社会。在西班牙,即使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动辄动用火刑烧死所谓的异教徒之后的时期,宗教对人民的麻醉和迫害依旧是十分严重的。伊巴涅斯对此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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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血与沙》中充分展示了他描写人物的功力,围绕斗牛士加利亚多出现的人物,个个特点鲜明,栩栩如生,如:富有而虚伪的莫赖玛侯爵;穷奢极欲、放浪形骸的贵妇人索尔;老谋深算、狡黠奸猾的加利亚多的代理人堂何塞;忠厚善良、医术高明的医生鲁伊斯。这些人物的衬托,把主人公加利亚多的形象突出得更加鲜明,从而加强了其艺术感染力。

最后我想再谈一谈伊巴涅斯的写作技巧或者说写作风格。《血与沙》跟伊巴涅斯其他作品一样,充分显示了他心理描写大师的大手笔,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展示得那么生动逼真,让那些形象活现在读者的脑海中。限于篇幅,我只选取其中的一段以飨读者。

加利亚多在衰败之中受过一次重伤之后,身体已明显大不如前,胆量也失去往昔的光辉,观众也开始鄙视他,讨厌他了,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劝他放弃斗牛。那时,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在踌躇不决中,思想斗争激烈:

想到这种耕田种地的卑微生活不得不处处节俭,没完没了地挣扎在贫困中间,加利亚多这个勇敢而爱体面的男子汉不禁害怕起来,因为他已习惯了观众的鼓掌喝彩和大量的金钱。金钱是一种具有弹性的东西,随着他事业的增长而增加,但是从来也没有满足过他的全部需要。以前的时候,如果他拥有现在财产的一小部分,也就自认为是富人了……而现在,如果他放弃斗牛,那就几乎变成个穷人,他就必须戒掉哈瓦那雪茄,以前他不仅自己吸,还毫不吝啬地在朋友们中间分发。昂贵的安达卢西亚葡萄酒也不能喝了。他也不得不约束自己绅士风度的慷慨,不能再一进酒馆和咖啡馆就高喊“所有的账我全包了”。那是习惯了向死神挑战的男子汉慷慨的冲动,死神把他的生活变得发疯的挥霍。他必须遣散那支围在他身边的寄生虫和溜须拍马的队伍,他们只是哼哼唧唧地哭着向他提出请求逗他发笑。如果有某个平民阶层的漂亮女人看到他已放弃斗牛来找他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在她的耳朵上挂上耳环和珍珠让她激动得脸色苍白,也不能为了取乐故意用葡萄酒把她美丽的中式大披巾弄脏,然后送她一条更好的让她惊喜不已了。他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因此他要继续斗牛。他是一个老式斗牛士,就像人们心中想象出的那种屠牛手一样:慷慨、豪迈,每逢不幸者能打动他那粗鲁的感情的时候,他会马上像王子一样掏出钱来施舍救济他们。

(本文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尹承东,1939年出生,山东茌平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翻译家,在中央编译局从事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数十年。历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现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业余从事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译著颇丰,代表译著有小说《三角帽》《特里斯塔娜》《看不见的城市》《霍乱时期的爱情》(合译)《坏女孩的恶作剧》(合译)《曾是天堂的地方》等;诗歌《贝克尔抒情诗选》《熙德之歌》《太阳石》等;戏剧《羊泉村》等,并发表外国文学评论多篇,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事业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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