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讯君按
2021年11月2日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0周年纪念日,秘鲁是第二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中秘建交通道里有一个神秘的使者,他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阿尔塞。值此特别的日子里,中拉智讯特刊出我们2019年对阿尔塞的女儿、CGTN西班牙语频道女主播露德丝·费尔南德斯的专访,以资纪念这位助力中秘建交并为中秘友好毕生耕耘的秘鲁友人。该口述收录于《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中文版和西文版,2019年)。

口述人:[秘鲁]露德丝·费尔南德斯、[委内瑞拉]何塞·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
采访人:万戴
时间:2019年5月17日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口述人简介】
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塞(1931-2014),秘鲁诗人、作家和记者。他出生于秘鲁特鲁西略,曾在中国生活过48年。他与中国渊源深厚,是秘鲁和中国外交关系建立的推动者之一。他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60年,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首次会面。在当时,秘鲁政局变化、政府更迭,促使费尔南德斯·阿尔塞开始与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建立联系,以期拉近中国和秘鲁的距离。费尔南德斯·阿尔塞负责将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函转交给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作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尝试。经过双方代表团的数次奔走,两国于1971年11月2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费尔南德斯·阿尔塞著述颇丰,他撰写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国,惊世之国:纪事与报道》、《中国的时代面貌》和《马丘比丘/中国长城:永恒纪念碑》。在中国居住的近半世纪时间里,费尔南德斯·阿尔塞用自己的经历见证了这个亚洲国家的发展历程。他一直坚信,中国会在新千年里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阿尔塞先生已经辞世,本次采访口述人为他的女儿露德丝·费尔南德斯·埃斯基韦尔和他的外孙何塞·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

万戴
露德丝,您好!您的父亲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塞先生最初是怎么认识中国的?他为新中国和秘鲁早期关系的建立做了哪些工作?
露德丝:
迫于生计,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了,在万查科码头卖报纸。那么,我父亲是怎么跟中国产生联系,并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呢?他告诉我们,他在十岁或十一岁那年就学会了认字。你知道吗,我父亲一开始不会说话。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非常不可思议:我的祖母怀胎六个月将他产下,但父亲在14岁之前都不能说话。他在学校里纯靠听课学会了认字。
我父亲一开始是通过报纸了解到中国的存在,他在卖报期间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消息。他那时候很喜欢去昌昌古城。昌昌位于万查科,是一座存在于印加文化之前的城市,曾是奇穆王国的首都,是南美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古城的建筑是用泥土做的。父亲说昌昌的名字读起来很像“Changcheng”,也就是长城。那时候,他经常自言自语说,未来某天他要去中国。
我父亲从报纸上了解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解放,并受到了鼓舞。他一生都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从小就阅读一份叫《工业》的报纸,并开始写作。16岁那年,他获得了地区诗歌奖,进步飞快。之后,父亲从师范类学校毕业。22岁那年,他去了利马。
我的祖父是一个平凡的人,共有14个孩子,其中8个是儿子。那时候人们都认为,如果家庭成员会几项小手艺的话——比如木匠、铁匠、泥瓦匠——那么这个家庭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一点跟中国很像。祖父想让我父亲去做木匠。但是我父亲说:“不,我不想当木匠,我想写作。”
到了利马后,父亲最初是在《所见》和《快讯日报》就职。他与左派产生联系植根于他的家庭背景。父亲出身贫寒,要付出很多才能出人头地。在20世纪50年代的秘鲁,有一群左派人士撰文写诗,渴望改变,我的父亲也加入了这群知识分子的行列。就这样,他跟秘鲁记者联合会产生了交集,成为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之后,父亲被邀请参加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他经常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上,他做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解放和进步之梦想的发言。讲话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向他走了过来。你知道,那时候整个拉美地区都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拉美不仅发生了解放运动,还发生了疏远美国的运动。期间,几个国家还发生了政变,这种现象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那次讲话之后,中国代表团邀请父亲去中国。那一刻,他仿佛看到儿时的梦想已然实现。
20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来到了中国。他跟一些拉美记者一起,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周恩来总理接待了我的父亲,我父亲还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父亲对那次会晤印象深刻。他总是跟我们讲,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非常纯朴的人。毛主席对秘鲁和中国建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秘鲁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很多中国劳工去了秘鲁。我们把在共和国初期来到秘鲁的那些中国人称为“苦力”,他们在甘蔗园劳作,受到的是奴隶般的待遇。秘鲁曾经和清政府有过外交关系,但那之后两国就断了联系。

▲1960年11月毛主席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前排左2为阿尔塞。(汤铭新大使供图)
毛主席了解这一背景,他知道在秘鲁有大量华侨,他想重建两国关系。他还对印加文化非常感兴趣。毛主席也知道那些曾风行印加帝国的道德规范:不偷不抢,不撒谎,不游手好闲。我的父亲用盖丘亚语向会晤人员解释这些规范:ama sua, ama llulla, ama quella。就这样,他们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拉近了关系。两位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希望能与这些首次赴华认识何谓新中国的记者们在文化和交流层面建立联系。
父亲对我们讲,当他到达中南海的时候,给他开门的是周恩来总理。父亲问:“总理在哪里?”。别人告诉我父亲,总理就是那个给他开门的人。父亲顿时觉得很羞愧。他觉得羞愧,是因为他没有向总理问好。然后,他就去向总理道歉。总理对他说,没关系,你是客人。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交流。

▲1967年 毛主席接见拉美进步青年代表团,右3为阿尔塞。(汤铭新大使供图)
父亲认为那次访问让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近距离了解中国。之后,他再来中国已是1966年。他被邀请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那时候叫北京电台)工作,担任西班牙语广播的外国专家。收到邀请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来了中国。他那个时候就说过:中国在下个世纪将会让全世界震惊。我觉得我的父亲一直认为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那时中国正处于艰难时期。次年,父亲把家人带到了中国,就这样,我跟我的母亲来到了这里。然后,我的妹妹出生了,她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秘鲁人,她的中文名字叫“梅梅”。妹妹的出生因为一件事而令人难忘:她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败血症。当时她快一岁了,病得很严重,就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病。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很难搞到药品和抗生素。医生三次宣布无法治疗我的妹妹,可是她才刚出生没多久啊。周恩来总理得知妹妹的病情后,专门派人把我的父母叫过去。他告诉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救治梅梅。
我的父母一直对中国政府为救梅梅所做的一切努力心深怀感激之情。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给梅梅献了血。梅梅全身的血液被换了一遍。一年后,她康复了。我的父亲一直记着这段往事。

▲做了母亲的“中国姑娘梅梅”表示要为秘中友好贡献力量。(汤铭新大使供图)
之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少有外国专家留在中国。但我的父亲决定留下。他说:“我要关注整个过程”。对那个时期,我还留有一点记忆。当时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那里住着拉丁美洲小团体,也有西班牙人团体。当时住在宾馆里面的人有佩佩·卡斯特多,有巴西人,还住着恩里克·波萨达,但是当时很少有人会说“我们要留在这里继续工作”。
1970年,父亲准备动身去秘鲁,周恩来总理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想要和秘鲁建交的意愿。那时的秘鲁总统是陆军总司令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是一个左派人物。他的立场与之前的总统不同,并对与中国建立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此时不结盟国家运动正在进行,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共同阵线。父亲开始致力于此项工作。他在《中国,惊世之国:纪事与报道》这本书里讲述了两国是如何建立关系的。中国代表团先是前往智利,因为当时中智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朱华民曾前往智利,后来访问秘鲁,在正式建交之前展开了谈判。我父亲一直惦记着中国需要不结盟国家的支持,从而保证能够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在获得了秘鲁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签名之后,两国就开始着手建交了。1971年11月2日,秘鲁和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父亲在书里这样写道:“双方外交部的谈判被推至高潮,在利马和北京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不久,利马外交部决定任命米格尔·巴兰狄·阿兰为谈判负责人,一直到爱德华多·瓦尔德斯·佩雷斯·德尔卡斯蒂略大使上任。”
父亲的老朋友焦若愚被任命为中国驻秘鲁首任大使。随后,在两国建交一年后,父亲以商业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负责贸易事务,建立了第一个秘鲁-中国贸易办事处。父亲在书中回忆:“中国向秘鲁提供的第一笔信贷额为4万美元,免除十年的利息。秘鲁向中国出口的首批货品是15万吨鱼粉,2万吨鱼油,4万吨铜,1万吨铅,1万吨锌”。再过两年,两国建交就满50年了,如今中国是秘鲁的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继往开来,成果颇丰。我父亲一直认为中秘关系对两国都会带来积极作用,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秘鲁。
如今,随着市场的开放性、文化的多样性和技术的进步,你可以在随便一家中国超市里找到秘鲁产品。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自2010年起生效,我们现在正在优化它,它丰富了秘鲁产品的多样化。对于秘鲁农民、秘鲁出口商和秘鲁小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非常诱人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全世界都想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的文化和教育联系也在大大增加。我父亲总是信心满满地说:“汉语将会跟英语同等重要,或者超过英语”。如今,孔子学院在拉丁美洲遍地开花。我住在利马的马格达莱纳区,附近就有一所孔子学院。在利马,我估计大约有3家孔子学院,在皮乌拉也有一家。两国关系使秘鲁受益匪浅,并持续受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秘鲁也刚刚加入了这个协议,这将给秘鲁带来更多收益。中国将要在秘鲁的钱凯建造一个巨型码头。秘鲁所拥有的物流条件、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条件能够让它成为港口中心。中远海运集团和秘鲁火山矿业集团在不久前完成了钱凯大型项目的签约。可以说,如今我们已经亲眼见到了20世纪那群秘鲁人所做的努力的成果,由此让数百万秘鲁人获益。
中国就是我父亲的家。我感谢中国给予我父亲的一切支持,也感谢中国对我父亲的认可和铭记。在我们所有人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他从不自我吹嘘或夸大,但他确实担任了连接两国的重要角色,他是连接两个民族的中间人。秘鲁和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如今这两个民族也分享着共同的情感和传统。就像我说的那样,在两个民族古老的文化联系中寻找相似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探索秘鲁和玻利维亚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相似性。

万戴
您父亲在20世纪六十年代曾三次访问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开始为新华社工作。这三次来访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您父亲对中国有哪些印象呢?
露德丝:我父亲来过中国很多次。1960年到1974年这段时间,他经常来中国。我们于1974年离开了中国。毛主席去世之后,我父亲跟母亲在1978年又回到了中国。
父亲的新闻工作在拉美国家的媒体中非常突出。他是一名使者,是中国发展历程的见证人。每次他来中国都会写作,然后出版一本书。父亲出版的第一本书叫《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此书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他也为拉美多国的报纸撰文。他在墨西哥《至上报》开设了“世界之声”专栏,记录了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诸多变化。我父亲还给《新闻报》和秘鲁《商报》供稿,凡是来找他写文章的刊物,他都会欣然接受。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先进技术,拉美媒体需要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记录中国,但在中国的拉美人很少。我父亲是中国政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一名评论家,他不仅仅报道好的一面。他是一名左派人士,但他写的文章非常客观;如果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某些东西在他看起来不对劲时,他的批判态度是很鲜明的。
但他对中国的信心,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情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是坚定不移的。父亲常说,他永远对中国充满信心。我相信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他走得非常安详,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巨变,也看到了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他最初所认识的中国和他离开时的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仅把中国交给了他的民族,也交给了他的家人。可以说,我的父亲为我们所有人开辟了一条道路。

万戴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那样,您父亲也写过书。这是一种认识两个民族、认识中国人和秘鲁人的很好的方式。您父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不仅在中国和秘鲁,也在其他拉美国家孜孜不倦地工作。对整个拉美来说,他都是一名伟大的记者。
露德丝:我父亲写过很多专栏。他曾多年担任《新闻报》的主任,也是秘鲁《共和国报》——一家左翼报纸——的创始人之一。我的父亲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的所有发展动态,以及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除了在墨西哥《至上报》的“世界之声”专栏撰稿,他还有一段时间用西班牙语为CNN做报道。秘鲁的新闻节目《全景》就曾多次请求我父亲报道有关中国的事情。
我的父亲总说他不是汉学家,但他的确非常了解中国。他总是不停地去了解中国的每个角落。他去过中国很多次,了解很多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他出版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东方之风》《马丘比丘/中国长城:永恒纪念碑》《中国的时代面貌》等书,他的文集《中国,惊世之国:纪事与报道》汇集了他所有的新闻和评论文章。
我父亲的外交生涯只持续了四年。在中国设立秘鲁贸易办事处之后,两国之间建立起了经贸联系,秘鲁也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我父亲随后卸下了外交职务,在《新闻报》为贝拉斯科政府担任顾问。父亲可以在《新闻报》上自由书写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能够借助这家媒体推动中国和秘鲁的交流,也推动秘鲁中国文化协会的发展。
我记得在小时候,很多中国代表团、文化人士、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访问秘鲁,这不仅仅是一方有建立联系的兴趣,而是双方都有这种意愿。有很多中国教授和老师来到秘鲁,他们也学习克丘亚语。我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带他们了解秘鲁。父亲对他所在的这片土地心怀自豪之情,他希望两个国家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这种国与国之间距离的拉近不仅限于秘鲁和中国,父亲也帮助别的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最近几年,我父亲给委内瑞拉的Aporrea网站撰稿,写的也是关于中国的文章。我父亲对美国持强烈批判态度,这一点他终生都没有改变过。对他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强加给中国,那是中国自己的特色。

万戴
听说,您父亲也很喜欢诗歌,也喜欢写诗。他是如何成为诗人的?
露德丝:他经常组织文学巡讲,也写诗。他的书里也汇编了一些诗歌。他真的非常喜欢诗歌,特别是喜欢李白和杜甫。

万戴
那个年代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中国都很好奇,比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露德丝:是的,因为那代人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世界的变化。那代人有着多重身份,并且多亏了他们,我们的国家走了出去,出现在世界的视野中。这些人包括奥克塔维奥·帕斯,巴勃罗·聂鲁达,还有曼努埃尔·斯科萨,他们之间互相认识,我父亲也认识聂鲁达和斯科萨。那是充满变化的一代人,那代人想要一个新的选择,想要新的道路。他们这群知识分子想要看到比美国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其他的发展选择。

万戴
您认为对这群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您父亲跟您是怎么说的?
露德丝:我觉得父亲那一代人很幸福,因为他们寻找的是那些并非日常所见的发展之路,并非资本主义道路或美国的发展模式。他们想要走得更远,想要看看世界的另一面。他们不想要两极分化的格局,他们也受够了两极分化。我父亲曾在苏联生活过,担任过记者。但我父亲还是选择了中国,他在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后,苏联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都去找他谈话。你要知道,那时是50年代,古巴革命正在进行中,然后发生了猪湾事件,后来又发生了危地马拉政变。那代人对新出现的独立运动、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进步主义改革都有认同感,所以他们反对名义上的政府、反对政变、反对干预。那代人主张人民拥有自决权。我觉得父亲不太喜欢苏联模式。他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和增长模式。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我很确定那代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那时就见识了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巨大潜力。我父亲总是说:“中国一旦开始发展,就会让整个世界震惊。但它不会以霸权主义的方式让世界震惊,而是以拥抱世界的方式,以和其他国家增进联系的方式,让世界震惊。”中国实打实地经历了那个过程,如今秘鲁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增长模式,任何人都不能把他的模式强加于我们。我相信,如果我的父亲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而高兴的。

万戴
您前面提到您父亲和周恩来总理的第一次对话。您父亲有机会认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您父亲和中国领导人还有没有其他比较有趣的故事?他对此的印象又是什么?
露德丝:我父亲说他跟周恩来总理的接触最多。我觉得他们联系密切,是因为我妹妹的病。父亲一直记得与周恩来总理的这些交集。他跟周恩来很亲近,他也经常见到毛泽东主席。他是为数不多的留在中国并且和在拉美的西方媒体保持联系的拉美专家之一。那时候留在中国的专家少之又少,只有四十多位成员,所以会更容易接触到中国领导人。我父亲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另外,每次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每种语言都要配一名专家。我父亲在西班牙语部门颇受信任,他受邀参加那些会议,因为会议上的公告和新闻都要发布到国外。我觉得这项任务有利于父亲工作的开展和巩固,得到巩固的还有他和几位中国领导人的关系。

▲(照片来自网络)
我父亲很早就与切·格瓦拉熟识。在切·格瓦拉去古巴之前,他们俩就在秘鲁认识了。父亲说,有一天他去参加一场会议,格瓦拉在会上快要睡着了。他就这样跟我父亲建立了联系,格瓦拉也去过我的祖父母家。父亲后来又在北京见到了格瓦拉,那时他已经是古巴政府的官员,他们在中国交流了看法。
我父亲还认识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父亲给很多拉美的报刊撰稿,拉美各机构都想通过他认识中国。他参加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论坛和活动,我想他就是这样跟领导层有了交流的机会。我父亲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报道出来,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他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也增强了他跟某些拉美政治人物的关系。“喂,你是在中国对吧,告诉我中国现在怎么样了,我想跟中国建交”,当时墨西哥的领导人就是这么跟我父亲说的。我父亲每次来中国,墨西哥总统都要找他谈话,交流看法,因为我父亲了解中国政治,也了解整个中国。我记得我们每次去墨西哥都得到墨西哥总统的热情接待。

万戴
您父亲也是首批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之一,他不仅在中国媒体工作过,也帮助创办了这些媒体。
露德丝:我父亲一开始是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后来去了《中国建设》,也就是如今的《今日中国》杂志,然后他又去了新华社。我父亲一直记得这些经历,因为当时留在中国的外国专家非常少。那时候有来自拉美的西班牙语老师,但是来自拉美的记者寥寥无几。

▲(照片来自网络)
邓小平提出重视教育,当今的中国已基本消灭了文盲,不懂读写的中国人非常罕见了。我一直在跟踪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我从新闻中了解到,中国2017年的出生人口为1723万,中国现在男女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但中国人很尊重妇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真的是热爱中国的文化,觉得邓小平真的是个奇迹般的人物。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导人,我也有他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葡语版,为了解他的治国理念,我随时翻阅这本书。我们要了解中国各领域的变迁,尤其是教育和市场的变化。你看,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5岁左右就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等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真是让我着迷。
他的中国同事都是西班牙语的初学者。有些人之前在拉美学过西语,但是有些语义学和句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父亲帮助他们修改和润色西班牙语文章。他总是说,很多西语的文章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简单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要根据语境来判断。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因为语言是博大精深的。单单是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我们就有420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合适的词语进行表达,而父亲在这方面做的最大贡献是帮助他们让译文更加精准,诠释更加准确,从而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种贡献是无价的。
之后在1977年,曾任秘鲁总统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去世时,我父亲是《新闻报》的主任,他在报纸的核心版面发表了一篇关于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逝世的报道。我父亲并不喜欢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因此就辞去了工作;或者说,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跟吉耶尔莫·桑代克合作,一起创办了《共和国报》,这是一份左翼报刊。后来他有了去新华社工作的机会。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层出不断,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父亲说:“我要去中国了,我必须一直关注中国,我必须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
他在1982年或者1981年就长期定居在中国了。他那时候虽然经常回秘鲁,但是他的家已经安在了北京。他还在继续写作。他创作的最后一本书的缘由是为了纪念中秘建交四十周年,书名叫做《马丘比丘/中国长城:永恒纪念碑》。
我于1984年抵达捷克斯洛伐克,每年都会去中国看望父亲。每次我都会跟父亲出门,看看中国发生的变化。那时,捷克斯洛伐克也经历着一些变化,但那些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变革。而在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
我的父亲永远都是话题的开启者,但也是争议的触动者。我也学过新闻,年轻时就读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书,我对政治也研究很多,所以经常和父亲聊天。我的父亲不仅仅是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路。我们时常辩论,因为我总觉得,变革应该是政治性的。父亲说不是的,他说中国人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他说变革首先应该发生在经济上,然后才是政治变革。父亲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深圳,看到了做小生意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跟以往大不相同。我忽然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他关注着深圳和厦门的经济试点。我们参观了这些试点,父亲说:“这会让中国的一切发生改变。这些是中国增长的基础,它将改变增长模式”。90年代的时候,父亲生活在中国,这一点很重要。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所有的这些改革试点(如今有了更多的试点,但是它们服务于数字时代的变革)为中国的发展和增长模式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我当时常坐火车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去北京,有时候也从布拉格出发。我奔波于这两座城市之间。我会经过苏联,说实话,苏联跟中国真的不一样。当你来到中国,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振奋,你看到那些小企业家都在想法子赚更多的钱,创立他们自己的公司。但是当你来到苏联时,所有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凄惨的色调,你看到的是集体经济,合作社都是集中管理的,市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可以说,中国和苏联存在着显著差别,形成了鲜明对比。

万戴
露德丝,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您自己的经历吧。据我所知,您在东欧获得了哲学博士。当初您为什么决定去那儿读书?后来又为什么想来中国工作呢?
露德丝:我一直都想来中国工作,我在捷克斯洛伐克读书的时候就这么想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去捷克斯洛伐克呢?正如跟你说的那样,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书。我父亲给我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是我的人生导师。我父亲有三个孩子,但有时候我认为他对我要求更加严格,这一点我心怀感激。或许我在很多方面跟他有共同之处吧,我也喜欢跟新闻业打交道。
我跟父亲经常聊历史。他给我讲了很多现代历史,还有世界历史。我们经常辩论,也经常交流想法,我一直都想去中国工作。十四岁那年,我就读了父亲写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我们经常会收到《中国建设》杂志。父亲的藏书十分丰厚。有一天我读到了尤里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面讲的是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人们,书中的伏契克是一名记者,这让我备受鼓舞。我也想在欧洲生活。
我童年时期关于中国的记忆是美丽而难忘的,可以说我童年最好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但是后来我决定去捷克斯洛伐克。我的父母当时分居两地。我的父亲走了,我也想走。父亲为我争取到了去读医学的奖学金,后来又替我申请到了另一份读经济学的奖学金,但是我把这些专业都改了。我说,我要去读新闻学。为什么是新闻学呢?我一直想要当记者,从小我就跟各种报纸接触。我在秘鲁《新闻报》工作过,在一家儿童杂志社当过主编,在学校时还在一个社团的报社当过社长。可以说,有关新闻的一切总能引起我的注意。骨子里的东西是甩不掉的。
到了布拉格,我才对父亲说:“我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你在那里做什么?”他问我。“我来读新闻学”,我说:“我来读书,来体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但我的父亲允许我认识其他的世界,其他的文化。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我在秘鲁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拉美人,结交了一些尼加拉瓜朋友,他们都是桑迪诺的支持者。可以说,我在那里了解了生活的其他面貌。我每年都来中国,我一直都想来这里。每当我从布拉迪斯拉发出发,穿过整个苏联,再穿过中俄边境,从海参崴进入中国,路过哈尔滨、满洲里时,我的内心都会生出一种情感。我在新华社实习过一年。每当我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时,捷克人都会问我:“中国现在怎么样?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学业,然后去了秘鲁和委内瑞拉。我到秘鲁时,正逢一段艰难时期。我们挑明了说吧。当时整个秘鲁的气氛非常紧张,政治局势很不好,恐怖主义占领了街头。我有段时间在秘鲁的泛美电视台工作,但时间很短。由于我父亲在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时期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后来上任的新政府对我们造成了一些社会阻碍。再加上我曾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上过学,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交集。那时候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拉近关系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一年之后我就去了委内瑞拉。我在委内瑞拉生活了20年。在那里并没有经历在秘鲁的那种耻辱和阻碍。
2004年,父亲跟我谈到了一个项目:中国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频道。一直以来,我都想去中国工作。于是,我说:“我要去中国,我想在那里生活,我想去体验一下”。我小时候会说一点中文,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习中文。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大的跨跃。专业方面的经验我也不是没有,因为我在委内瑞拉的报刊和电台都工作过,我还在秘鲁的电视台有过短暂的实习。然而那个时候的我还未曾以主持人或者记者的身份进入过电视台。来中国之前,我就感觉,所有的契机都汇集到一起,它们暗暗地密谋,然后告诉你,该走了,该去探索别的世界了。

▲从左往右:露德丝、何塞姐姐、何塞和阿尔塞先生(何塞拍摄于2009年9月)。
首先,我父亲当时在中国。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个不小的变动,他担心会有文化方面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过,我已经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了解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信心满满。委内瑞拉同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中国?”我对他们说,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但是你去中国干什么呢?”,他们又问我。那时候的委内瑞拉,局势非常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乌戈·查韦斯的政府刚刚上台。截止到今年,我已经在中国呆了15个年头。
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帮助,令人终生难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工作,让我的职业价值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一直认为,是他们把我培养起来的,把我塑造成了一名主持人、一个在官方电视频道露面的形象、一位报道中国每日新闻的主持人以及一名新闻播报员。我觉得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从职业角度来看,这段经历给了我巨大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我将因此而对中国永怀感激。
坐在摄像机前,要对将要说的话负责。首先,你要相信你说的话。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报道一条新闻的时候,必须要有信心,尤其是这条新闻跟中国有关,或者是政治新闻时。在报道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种底气,有那种信念。中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每天都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不仅学习中国的特质,还学习它的文化,它的生活方式,它的生活观念。这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会了,而是我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我已经会说一些中文了。我并没有底气说什么大话,因为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我在这里有一些朋友,已经亲密如同家人。我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就是一个他深爱过的国家,一个他在我小时候就带我来过的国家,我希望能够沿着父亲的路走下去。可以说,父亲为其他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也为他的家人开创了一条路。我们非常感谢中国,让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共享这段经历。

▲从左往右:何塞姐姐、2014年时任秘鲁驻华大使,露德丝、何塞舅舅、阿尔塞夫人、何赛姐姐、何塞。照片拍摄于北京机场,是阿尔赛先生最后一次在中国的照片(何塞拍摄于2014年3月份)。
一转眼,西班牙语频道即将在今年迎来15岁生日,中外同事们携手打造了这个频道。作为外国人,我们是被邀请到这里来的,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尽力做好主持人的工作。我们与不同的媒体打交道,但我们与其他西方媒体是有所不同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万戴
在这段时期,您有没有一些关于采访的特别回忆?鉴于您从2004年,也就是新世纪之初就开始在中国工作了,新闻这一行业与您父亲所在的时代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露德丝:确实有所变化。大概是在传播方法上发生了变化。信息时代的新科技如今可以让发生的事情迅速被人们知晓,不仅仅是通过电视频道或者媒体,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可以说,出现了新的焦点,也出现了新的挑战,而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所谓的挑战就是时机。可以这样理解:新闻的时机,我们应该什么时机撰写新闻,应该什么时机发布新闻。
如今,新闻的很多要素都发生了变化,但主线是不变的:严肃、客观、明确,成为新闻事件的发声者。我们在新闻中的立场必须是客观的,西方一些媒体是受到操控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态度更加严肃。因此,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同一条新闻。
我们的任务是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即使是报道一些敏感问题时也该如此。我们需要遵守自己的新闻报道准则。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专家们会看到,正如所有的媒体那样,我们也有自己的新闻报道方式。我们和所有的大型电视媒介或大型媒体所秉持的新闻原则是一样的,不过确实存在不同的工作方式。我有时也需要为同事答疑。比如我跟某位同事说,西班牙语里不用这种方式表达,而是用另一种,或者是某种新闻结构应该采取某种方式表述,或者是社交网络上的采访应当即时等。即时性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一个人要对他说的话负责,要具有严肃性,并且要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原则。在这里,中国主持人是备受推崇的焦点,他们是很严肃的人,在私底下也是很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台上和台下要一致才可以。你的言辞和你的形象必须要一致,因为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及任何场合都代表着媒体。
如今人们对中国有了更强烈的了解的兴趣。今天的中国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中国。海外记者可以来到中国,通过自己的媒体平台表达看法;也可以通过中国的媒体,比如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通过所有的中国媒体来认识中国。央视西班牙语频道有很多互动性的内容,可以让受众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的资讯以及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增强我们和其他国际媒体的联系,尤其是各国家级媒体之间的联系。这种交流现在也经常有,很多外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了解中央电视台和其报道新闻的方式。我们作为外国专家,经常需要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交流,有时他们的观点稍有偏颇。我们认为,各媒体的运作方式不同,你必须要去适应它的新闻报道方式,而不是将固有的新闻观念强加于人。

万戴
何塞您好,你是家庭中第三代定居中国的,也是很特别的一代人。您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延续了您妈妈和您外公走过的道路。您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对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
何塞:我就从小时候在委内瑞拉的生活讲起吧。我1994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巴塞罗那,并在那里上了小学。在委内瑞拉时,学生们先从听、写开始入手,然后学习语法,一点点地学习西班牙语。我离开委内瑞拉时,已经完成了听和写的学习阶段。到了中国,我一点中文都不会,就直接进了小学。所有的同学都是中国人,所有的课程都是用中文授课的。没有人说英语,而且那个时候我的英语说得也不怎么好;我也没有机会说西语。这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老师跟我讲话,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学班上有几个说中文的西班牙语老师,他们总是去我家里给我辅导。他们告诉我作业怎么做,教我中文、发音、拼音等等。就这样,我渐渐就学会了中文。三年之后,我大体能听懂了,也能用汉语书写了,甚至能写篇幅短的作文了。中学里,我又加强了中文学习。我上的是一所国际中学,我也学习了英语。一般来说,我们外国学生是不能在中国的普通中学里上学的,因为中国学生要上更多的课:比如政治课和其他高考科目。我们外国学生进入中国大学不需要参加高考,但需要参加每所大学组织的考试。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考试是最难的。在高中阶段,我认真备考,最后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国际经济和贸易专业。中学时期,我的焦点都放在了汉语语言学习上面。大学期间,我主要是深化了我的经济学知识,尤其是数学方面。我的数学基础不如中国学生,为了准备考试,我做了大量数学练习题。另外,我的同学是全中国遴选出来的尖子生。和他们学习和竞争,我的压力非常大。
除了学习数学,在大学里我还学到了很多经济管理知识,比如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同国家的经济通过何种模式相互联系的。就这样,我逐渐在北京大学完成了我的专业。

▲何塞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奖励金。何塞拍摄于国家开发银行,2018年5月。
露德丝:何塞来中国前已经在委内瑞拉读完了小学。他来到中国后,我父亲跟我说:“最好让何塞从零开始学习”。所以何塞被安排到了小学一年级,跟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一起上学。我当时很担心他会不会对文化冲突感到不适应,会不会心理上受到影响,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却要跟一群小孩子待在一起。就这样,何塞开始跟着小孩子们从零开始学习,每个学期他都在不断进步,最终赶上了其他同学。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像他的姐姐一样,她经常来家里辅导何塞中文。小学毕业后,何塞还学会了唱昆曲和京剧。他曾在国家图书馆的礼堂登台表演,我现在还留着他演出的录音和录像。

万戴
您能不能讲讲这段学唱戏曲的经历?
何塞:当我听京剧的时候,我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通常我听不懂太多的唱词。一般来说,每场演出,每段京剧都有它的背景和故事,所以我至少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内容,也知道里面人物的角色都是什么。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根据我的长相和身材,我可以在剧里扮演一个丑角。那个剧讲的应该是明朝的事,那时社会动荡,官员腐败。我扮演的那个丑角就编了一些四字成语,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希望那些官员别那么腐败。
丑角的脸涂成黑色,还梳着几根小辫。或多或少给整个剧增添了一些搞笑元素。他就通过那种方式向明代朝廷传达信息。我记得的就这么多。
还有一个报灯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丑角提着灯笼照明,去给朝廷送信。因为丑角很搞笑,脸被涂成黑色,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我扮演丑角不需要化什么妆,因为我的皮肤有点黑(笑)。京剧是我小学时期的一个爱好,它对我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万戴
何塞,您刚到中国的头几年,是否感受到了很大的文化冲击?您和您的朋友及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
何塞:我刚开始来这上小学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因为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除了在我妈妈下班后跟她在家里说话。在小学里,大家都是玩耍,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中国同学或老师交流。我的小学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外国学生不懂中文,所以学校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课,让老师给我们单独授课。
露德丝:何塞上的是一所中国小学,并不是外国学校。他们单独开了一间教室给外国学生上课,除了何塞,当时还有一个叙利亚的小女孩,她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了新闻专业。其实,何塞高中毕业后,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经济专业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专业。但何塞说:“我不读新闻。我的外祖父是记者,你也是记者。”(笑)。于是,他就选择了读经济学。我的父亲从没想过让我当记者,他想让我读经济专业。所以,何塞说:“我去完成外祖父未竟的心愿吧”。

万戴
何塞,您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现在读研究生。您和其他的外国学生很不一样。虽然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一个外国人,但在文化层面上你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感觉如何?您对在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想说的吗?
何塞:我想说,我要感谢我的大学老师,他们对我十分耐心。尤其是数学课和经济课对我来说很难。最初,我并不具备攻读这门专业所需的深厚的知识基础。是他们教会了我很多,耐心地指导我。
至于在中国的生活,作为学生,我确实过得有点辛苦,因为和中国的尖子生一起读书意味着我没有了社交生活。我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放松一下,去跟同学吃饭,跟他们一起运动等。中国的生活对我来说稍有压力,但也不是很大的压力。通常情况下,压力是前进的动力,学习的压力让人学会了知识,能够通过考试,获得好的成绩,让我们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我确实在这里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不像在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时候我根本不学习。但是在这儿我能感受到同学之间的竞争,不管是中国学生之间还是外国学生之间都存在竞争。

万戴
您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还是拉美人?
何塞: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因为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的中文说得比西班牙语好,更比英语好。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想尽可能地学习一切知识,包括西班牙语和英语,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

万戴
接下来的几年里,二位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会一直留在中国吗?
露德丝:我觉得何塞更属于这里,他更植根于中国。我很高兴,因为这差不多是一种家庭传统,是整个家族的荣耀。何塞从小就在这里生活,他被一种文化熏陶……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感谢中国。我的父亲或许不是以这种方式了解中国的。但何塞是的,因为他已经身在中国,他理解这一切,他理解中国文化,他理解中国的很多特质。当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他才会明白他自己的角色。他很好地连接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他在中国有过一段别人永远无法夺走的经历。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我永远会心怀感激。何塞是我们家来到中国的第三代人,我经常对他说,一定要努力,因为将来某天他可能也会像他的外祖父那样,不仅要为增强国家间的联系做出贡献,还要为增进地区间的联系做贡献。他出生在委内瑞拉,他可以为增进两种文化的互相了解做出贡献。
至于我,来到中国是迈出了一大步,再次来到中国是我所做过的最重大的决定。我父亲说过:“谁只要来过一次中国,他就会一来再来;谁只要在中国生活过一回,他就会流连忘返”。我觉得我起到的就是一个衔接的作用。我的父亲好比是一台发动机,而何塞是另一台发动机,他面临着更多的机会。他出生在委内瑞拉,但他也是中国人,因为他的心属于这里,他的心距离中国比距离拉美更近。
我有两个孩子,女儿在秘鲁,儿子在中国。将来若要离开电视台,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所有的事物都要迎来它衰老的时刻,我们作为人,也会有衰老的那一天。我将来可能会在秘鲁和中国之间来回走动。我想做一个自己的网站,我想从事属于自己的新闻活动,传播关于中国的新闻资讯,重点进行贸易领域的新闻传播,聚焦中国的产品。这就是我所设想的未来。当然,谁也无法知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等着他。我也可以去做咨询,因为中国公司在拉美的发展需要顾问。就像我对何塞,还有我女儿说的那样:中国公司需要有人给它们出谋划策,它们来到拉美,往往不了解拉美的法律法规。我的女儿是律师。中国公司需要在广告、市场营销、沟通、如何增进联系方面获得咨询帮助。我觉得我的未来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总有一天,我会把接力棒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与此同时,我会尽我所能,继续贡献我的绵薄之力,并永远感谢上帝让我能在中国度过我的人生。我已经在中国呆了15年,此外,还得加上我小时候在中国生活的那10年。我总是说,我要加倍努力,尽我所能把一切做得更好,尤其是不能辜负我父亲的名声。因为那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我的一切都源自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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